如今，研究者比较熟悉潘天寿绘有三张巨幅《记写雁荡山花》，分别藏于浙江省博物馆、潘天寿纪念馆，和中国美术馆。

　　潘天寿 记写雁荡山花 1957年 浙江省博物馆藏

　　1957年的《记写雁荡山花》作于初春，参加了官方组织筹备的首届浙江省国画展览会。展览开幕后，2月5日的《浙江日报》头版即刊载了此幅图片，可见其受肯定程度。《杭州日报》上韵洲的《谈潘天寿先生的国画》一文亦附有此图。（《杭州日报》，1957年2月10日，第3版）文章写道：

　　“记写雁荡山花”是一幅巨大的横幅，高可臻丈，阔至丈余，是展览会中最大的一幅画。这幅画的构图是极其高妙的：占二分之一的一方磐石置于中间，石上是浓郁的苍苔，数枝野藤攀附交缠；巨石周围点缀几棵小黄花、几支沙荆草，石旁有新开的玉簪和亭亭挺立的芦花嫩叶，均有欲矗入云霄之势。两个虾蟆正从石崖慢慢爬上来，似乎在观察周围的动静，小甲虫也延着小草爬出来，仿佛正是雨后晴天，万物欣欣向荣。这幅画静而美，美而清新，蕴藏着无穷生机。我们看了这幅画，宛似置身在幽静的山涧苍石之间，浑身象受了一次沐浴那样舒坦，精神为之一振。

　　这应是潘天寿1955年暑期温州雁荡山下乡写生之行后，忆写得来的创新之作。有种说法，这是应杭州饭店之请托而作，在展览结束后即被其留藏了；而据寿崇德的文章，此画展出后即被杭州饭店购去，悬于该店大厅。（卢炘编：《潘天寿研究》，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，1989年，第122页）后来杭州饭店改制，此画即归藏于浙江省博物馆。

　　潘天寿 雁荡花石图卷 设色 150.2×364cm 1962年

　　而1962年春末所作这幅可能是为了应对同年在杭州举行的潘天寿画展，画出了与1957年大略相似的作品，显然画家自己也颇认可这样的山水花鸟相结合的试验之作。1962年8月8日的《杭州日报》上登的展览作品选中，就有这幅作品。如果潘天寿未曾事先勾勒作画小稿并一直存着，那只能惊叹于这一图式在他脑子里已经非常成熟。

　　潘天寿 记写雁荡山花 1962年 中国美术馆藏

　　如今藏于中国美术馆的作于1962年秋的这幅《记写雁荡山花》，则可能是潘先生为同年十月北京帅府园的画展新画的同体作品；也可能是前者拿到北京展览后，应邀再画了一幅相同的以满足其收藏所需。从1962年《美术》杂志第6期刊载仍是春末所绘这幅图来推测，后一种可能性更大。这两件作品间隔不久，细部也更接近，很难说孰优孰劣，或者说画家在寻求什么创新。我的个人看法，这仅仅是为了满足不同机构的请托而画罢了。如今有一种过度阐释的现象，我觉得并不足取。

　　这一图式，也恰如吴茀之先生所论的，是潘天寿构图中“造险”“破险”的一个例子。画上方形巨石几乎占满整个画面，极易给人壅塞逼仄之感；但潘先生在细微处作文章，巨石重心在画面左侧三分之一处，呈左低右高之势，右下角留出空白，石上再缀以各种杂花野卉，及青蛙、甲壳虫等动物，顿时使得整个画面有了充满生机之感。尤其在左边画出赪桐和野百合为主体的雁荡山花，使得画面刚柔并济，让人赏心悦目。大概就是从这里的赪桐和野百合的组合开始，后来发展创作出了《雁荡山花》这样的现代花鸟画杰作。

　　潘天寿 雁荡山花图 1963年 纸本设色 122×121cm

　　不过，令人费解的是，潘天寿曾绘制有三幅《记写雁荡山花》这么精彩的巨幅画作，竟然都没有一个图版收录于1963年的《潘天寿画集》。而关于潘先生花鸟和山水结合的尝试，1962年10月晋京画展的专家座谈会上，形成了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。《光明日报》上对此报道地最为详尽：

　　关于山水画和花鸟画的结合问题，会上有一些不同的看法。山水画家秦仲文、吴镜汀等认为：过去的传统是，山水是山水，花鸟是花鸟，有一个界线，不能混淆。他们看潘天寿的巨幅《烟帆飞运》，开始见到画面上一块大峭壁、一棵大松树，以为是花卉，进而看到一排帆船，才知道是山水。他们觉得，这画又象山水又象花卉，与一般山水画中处理远近的方法很不一样，看起来总是不习惯。这么“变”，这样追求峭拔，是否合适，值得研究。

　　会上许多画家则赞赏潘天寿的这种创造。花鸟画家郭味蕖、王铸九等这样阐述他们的看法：山水和花鸟本来在自然界就是结合的、分不开的，潘天寿这样创造是符合客观生活的。从中国绘画的传统看，唐以前山水、花鸟、人物是不分的；宋代马远、夏珪和明代吕纪等也曾作过山水和花鸟结合的画。山水和花鸟结合可以产生新意。有时孤零零的一朵花，看起来单调、枯燥；假若一朵花、一只鸟放在大自然的环境中，有了周围环境的烘托，看起来就自然、舒服，给人美的享受。他们认为，潘天寿努力把山水画和花鸟画结合的道路是正确的，但走起来又是很难的，这需要长期的探索。老画家潘天寿的大胆创新精神是值得鼓励和欢迎的。

　　此类材料对于我们深刻理解潘天寿的作品是很有意义的。而实际上，除了上述流传有序的这三幅原作之外，还能见到潘天寿至少绘制过同样的另一幅“记写雁荡山花”，只是研究者可能都未曾关注到。1959年3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《现代中国画选集》中，即印有这样一幅。与前三幅图式相同，上题“记写雁荡山花。一九五八年大颐寿者画”。可知，其晚于第一幅，但比后两幅都要早很多。

　　潘天寿 记写雁荡山花 1958年

　　从画册“写在前面”一文可知，这是社会主义生产“大跃进”时期，国画家们响应“为政治服务，为生产服务，为工农兵服务”的号召，深入生活，在艺术上试图跃进再跃进成果的集子。很显然，在那样一种时代背景下，巨石上跃动的两只青蛙便可以有另一层含义的附会。这大概也是这样一幅作品被要求重新绘制出来，或者说它的图版能被选进这本画册的原因。

　　这幅《记写雁荡山花》可能是专门为上海人美出版这本画册而被画出来的；也有可能是为某个地方的大会堂或者宾馆大堂所绘。如今不知所藏何处，尚存世否？如果这样宏大精彩的巨构幸存于世，并流入拍卖市场的话，毫无疑问又将是上亿元起步成交的拍品。

　　当然这一图版的传世，也已大大丰富了我们对潘天寿《记写雁荡山花》这一系列作品的认知。除此之外，潘天寿是不是还有《记写雁荡山花》真迹传世呢？这同样让人遐想无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