扇子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的一种物品，但在其成为消暑纳凉的日常用扇之前曾经也是彰显威仪的礼仪用扇。而经过几千年的发展，扇面逐渐变成了一种艺术创作媒介与文化艺术的象征，其中所书所绘都可见书画大家的艺术风采。或为纳凉挡尘、或为赠予好友、或为寄情咏志，作为“怀袖雅物”的扇子是集实用性与艺术性为一体的物品。

中国最早的扇子出现于商代，是用野鸡尾羽制成的长柄扇，但它仅仅用来遮阳挡尘。西汉时期，扇子开始用作纳凉。在后来的封建皇帝和高官出行的仪仗中，扇子不仅成为了帝王出行时遮阳纳凉挡尘的用具，也是展现帝王威仪的仪仗用具，所以也被称为“仪仗扇”。在著名的《步辇图》中，唐太宗正襟危坐于六名宫女抬着的步辇上，其身后的两名宫女高举屏风扇，衬托出帝王的风范与威仪。

《步辇图》（局部） 阎立本 唐 绢本设色 38.5×129cm

隋唐之后，羽扇与纨扇大量出现，时常被用作日常生活用品，并且与女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《礼记•内则》记载：“女子出门，必拥蔽其面”，这暗示着女性出门时要求“遮掩”；从唐代诗人王建的《调笑令》词句“团扇、团扇，美人并遮面”可知，女子可以“以扇遮面”。

《簪花仕女图》（局部） 周昉 唐 绢本设色 46×180cm

团扇，亦称“宫扇”“纨扇”，形似圆月，也能够避暑、招凉。唐代画师周昉擅长绘画贵族仕女，在他的《纨扇仕女图》与《簪花仕女图》中都有表现手持纨扇的仕女形象，扇子作为一种随身物品，衬托出宫廷女性人物的慵懒与富态。

《招凉仕女图》 钱选 元 绢本设色 22.4×21.7cm

宋代以后，团扇逐渐成为优雅女性的标配。《招凉仕女图》由南宋末元初画家钱选创作，画中两位身形瘦削的女子各手执一纨扇，显示出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的含蓄之美。与唐代端庄大气的“胖美人”相较，宋代的美女显得小巧纤细。即使两个时代的女性手持同一种扇子，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风韵。

《宫女图》（局部） 仇英 明 纸本设色 65×126.5cm

在明代的仕女图中，美女执扇画面随处可见。明代仇英擅画人物，尤工仕女，女子形象秀美、线条流畅。在他众多的仕女画中，扇子都成为了女性的装饰物，或以扇扑蝶、或以扇掩面、亦或是以扇纳凉，在这种特有的装饰物下，女性形象显得更加阴柔、妩媚与朦胧。

清代画家所绘在《月曼清游图册》中，宫廷仕女手中的纨扇被刻画得惟妙惟肖。在“庭院观花”与“碧池采莲”两个活动中，女子悠闲地观赏花木、摇船采莲。手中的团扇画不仅有着精美的花卉图案，与此时仕女们自在的休闲生活相得益彰，而且也是对明代女性娇柔形象刻画的延续。

《月曼清游图册（十二开）——六月“碧池采莲”》  陈枚、梁诗正 清 绢本设色 37×31.8cm

高大的长柄扇是男性统治者威仪的象征，而小巧的纨扇是女性美的映照，或许其中也暗含着作者对人生的思考。历经时代发展，扇子的功用从礼仪到功用与装饰，所含射的不只是一件物品的演变，更是文化与艺术及人类思想意识的流变。

一种艺术创作载体

诸多图像展现了中国扇文化的深厚底蕴，而扇面画也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。《晋书•王羲之传》记载了王羲之为一老妇题扇的故事；张彦远的《历代名画记》载：梁•萧贲“曾于扇上画山水，咫尺内万里可知”。因此，至少在1700年左右就有扇面题画的传统。

发展到宋代，团扇绘画达到高峰期，宫廷画家更是画扇成风，留下了大量精美的扇面书画作品，扇子的形制也出现了芭蕉形。赵佶、陈清波、李迪、马远、赵伯骕、赵伯驹等画家也都有作品流传至今。而这些扇面作品的一个特征就是艺术性功能远大于实用性，野草闲花、昆虫禽鱼、江河湖海……咫尺扇面包罗万象，方寸之间匠心独特，考验的是画家对空间的把握度以及技法的熟练度。花鸟画类别中的《枇杷山鸟图页》是宋徽宗赵佶的作品。图中枇杷果实累累、枝叶繁盛，山雀与蝴蝶隔树枝对望，神情生动，随着它们的目光，我们也细致地观察着眼前的画与周围的环境，而在这小小的纨扇上更体现了动植物的生命力。

不仅如此，宋代扇面画还用着尺幅不大的画面勾勒出细腻的人物与故事。扇面人物画题材广泛、表现内容丰富，以李公麟、苏汉臣、梁楷等画家为代表。名人肖像、仕女形象、渔户、田家、婴戏、历史故事、生活风俗等都是描绘对象，并呈现出山水与人物相结合的特点，反映了宋代社会生活。以这件《草堂消夏图》为例：此画描绘的两位好友在山林草堂中避暑交谈的图像。四周绿树丛生、翠竹林立、奇石嶙峋，在清凉的自然下消暑可谓惬意。

明清时期，折扇成为扇面书画的主要载体。北宋郭若虚的《图画见闻志•高丽国》记载，折扇在唐朝时就由日本和朝鲜传入了中国。宋代时开始受到文人关注，但直到15世纪的明代才开始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广泛使用，文人画家也青睐于在山面上作画，成为文人雅士的宠物，并有着“怀袖雅物”的称号。

《关山图扇》 王铎 明 纸本墨笔 20×54cm

明初，折扇受到明皇室的喜爱，明成祖和明宣宗都对它偏爱有加，宣宗还创作过大型折扇画——《山水人物图》。被称为“吴门四家”的沈周、文徵明、唐寅、仇英均有大量折扇扇面书画传世，他们画完后还会题诗落款，因此折扇书画之风大盛，形成了明清以来独具特色的书画艺术表现形式。至清代时，制扇、画扇、赏扇、藏扇进入全盛期，并出现了专门售卖书画扇面的店铺。

但由于折扇与一般书画形式不同，它可以随身携带，因此它象征着主人的品格与气质，是对自我的一种认知。“吴门四家”之一的唐寅仕途坎坷、晚年生活贫困，其所绘扇页《秋葵图》表现的是三株秋葵从山石中顽强生长的图像，并自题：“叶裁绿玉蕊舒金，微贱无媒到上林。岁晚冰霜共摇落，此中不改向阳心。”将这种特殊的扇面绘画形式与咏物感怀的文辞结合来看，便可知唐寅对人生际遇的感悟和惆怅之情。因此可以说，扇子是文人自我的一种符号象征。

从礼仪用品到日用品再到艺术品，扇子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。不论是团扇还是折扇，山水寄情、花鸟娱心、诗文咏志都被浓缩在这咫尺绢素中，容纳下大自然的千姿百态，成为世界一角的缩影，给人以“小中见大”的艺术感受和无限遐想。这不仅承载着作者的独具匠心，而且也作为他们的个人文化符号被传承至今。